亲臭毛病不少，但人其实不坏，甚至还有点老实，母亲和父亲处了段时间，也就得过且过了。

    ８４年我出生，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多平的两居室。

    ９４年民办教师改革，父亲被赶到了小学。

    混了几天日子，他索性拍屁股走人，在我们村东头桔园承包了片地，建了个养猪场。

    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。

    因为交通方便后，村里环境又好，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，一家人都搬回村里住了。

    当然，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。

    母亲有时上课忙，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奶奶。

    后来在城里上小学，也是爷爷或母亲每天接送。

    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    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，最后得到消息说要责任人跑了，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，号子肯定得蹲，至于蹲几年要看「能为人民群众挽多少财产损失了」，「谁让命不好，赶上严打」。

    上大学之后，我才知道９７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，我父亲就是受害者。

    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，加上吃喝「嫖」赌（嫖没嫖我不知道），所剩无几。

    家里的存款，爷爷奶奶的积蓄，卖房款（市里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），卖猪款，卖粮款，造纸厂的废铜烂铁，能凑的都凑了，还有１２万缺口。

    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，姥爷还是拿了３万，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５万，还缺４万。

    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，母亲当时１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。

    家里不时会有「债主」上门，一坐就是一天。

    奶奶整日以泪洗面，说都是她的错，惯坏了这孩子。

    爷爷闷声不响，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。

    爷爷也是个能人，平常结交甚广，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。

    母亲整天四处奔波，还得上课，回家后板着一张脸，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。

    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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