唯一的例外是三月初的一天，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。

    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，她问及父亲的近况。

    我扒着白饭，连头都没敢抬。

    母亲叹口气，说还是老样子。

    「那咋行？」小舅妈有点急，片刻后却又说：「也是，刚出来，总要有个适应过程」她这话倒没错，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。

    大概过了三八妇女节，他老才出去找活。

    先是搭雨棚、装塑钢窗，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。

    建筑队也混过，费力不假，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。

    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，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，只能当小工。

    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。

    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

    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，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。

    到零零年四月天空高远之时，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（虽然好景不长）。

    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，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。

    至于本钱打哪来，我却从没想过。

    自打父亲出狱，母亲就没肯再让我上工地，「学习要紧」。

    当时母亲的月工资也基本都要拿去还债——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。

    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，父亲却觉得「反正都借了，还了就是，也不差那几天」。

    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，刚够补贴家用——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。

    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，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：父亲揣了口杀猪刀，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。

    对此，母亲自然不知情。

    不可避免地，在拆迁安置上，父亲故技重施。

    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，可惜卖出去一座，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。

    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，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。

    那年夏天征地时，撇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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